相伴五十年：夫人张锦裳回忆往事

　　相伴五十年：夫人张锦裳回忆往事老吴退出领导岗位后，我劝他写点回忆录，他一直不同意。因为许多事要谈到他本人，所以不愿写。正如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说的，“一切人最难描写的正是自己”。后来我劝他，写点回忆的东西，让孩子们知道你是怎么走过来的，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。在我再三催促下，他断断续续写了一些。我看了之后，也想了一些事，觉得有必要作点补充。

　　1956年，我考取鄱阳中学。8月底开学，到学校签到后，与同学张淑文到街上买生活用品。回来的路上，看到许多人围在一起聊天，其中一个是张淑文的小学同学，喊我们过去。进了人群，看到一个黑黑、瘦瘦的男同学正在滔滔不绝地讲故事、讲笑话，大家都站着听，不时被逗得哈哈大笑。由于我们还有事要做，站了一会儿，便离开了。我问，这个人怎么这么能讲？有个女同学说：“我们是初中同学，他是班长，别看他又黑又瘦，可会读书啦。”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。我被分配到高一乙班，第二天上课，看到他也进了这个教室，老师点名时，才知道他叫。

　　高中三年，证实了那位同学的话，他的成绩非常好。那时老师上课经常会发一张小纸条，或是检验前几天授课内容吸收得怎么样，或者考查当天的学习内容接受得如何。他除了唱歌不行（考乐理还可以），其他课程不管小考、中考、大考、期中、期末考试，总是考得最好。老师改卷子，常常首先把他的卷子挑出来，打上满分，然后对着他的答案改。有一次，他的数学卷子一处小数点点错了位置，应该扣一分，老师没有看出来，同学发现了，向老师提出，才改了过来。这是因为他极少出错，连老师都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性认识。

　　有一天，一个同学因一道几何题做不出来，正好数学老师进来了，就坐下来为这位同学解答，大家都围上去听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老师还没有做出来，急得满头大汗，脸涨得通红，有点下不了台。我听到有人轻轻地说，你来讲讲，他不出声。又等了一会儿，他看老师仍然没有做出来，就在旁边提醒说：“老师，能不能从这里添一条辅助线到那里？”老师连声说：“对，对，对！”然后按这个思路给同学们解了题。

　　一看就知道他家里非常困难，冬天只穿一条裤子，从没见他穿过袜子，夏天上身总是一件蓝色褂子。因为他就这一件，洗了只能光着脊背，老师知道他家里就这个条件，也不批评他。当时学校要求着装整洁，全校就他一个人有这个“特权”。冬天上课，我穿着棉袄还冻得直哆嗦，他穿着单衣还能聚精会神地听课。下课时，为了取暖，同学们互相追逐，打打闹闹，我性格外向，有次在课桌上跳来跳去，见了说我像个疯子。我认为他太凶，开始对他印象并不怎么样。

　　班主任薛老师对我非常好。我到鄱阳中学报到不久，她就对我说，以后晚上自习就到她的宿舍去。后来才知道，薛老师在签到时看我的字写得可以，就比较喜欢我。她让我去她宿舍，是让我给她当“挡箭牌”。她失恋了，可能是周围同事没有她中意的，有男同事来找，她就把手帕扎在头上，躺到床上装病，让我去开门，同事看我在宿舍，不太方便，只好回去。薛老师平时总带着我，对我比较“特殊”，同学们包括对我也比较“关注”。上高二时，有一次上化学课，老师要我到黑板上做题，给我打了五分，下课后，向我要化学作业本。我很纳闷，心想你学习那么好，要我的作业本干什么？后来，我发现他还给我的作业本里夹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了一首诗……

　　高三上半学期，的父母得了伤寒，他回家探望。由于家里太穷，一家五口人挤在一张床上，他染上了副伤寒。回校后发作了，高烧不退，学校医务室治不了，转到鄱阳县人民医院，没有药，烧退不了，在校长的请求下，县委批了18颗氯霉素，救了他的命。

　　烧退后，出院回到学校宿舍调养。他给了黄善龙同学一角二分钱，让他帮忙买包子。我陪薛老师去宿舍探望他，遇到黄善龙。黄善龙把钱塞给我，让我替他去买。我心想，一角二分能买几个包子？就添了一些钱，买了十个包子让黄善龙带给他。吃了包子，胡说一通：“包子圆又圆，一个二分钱；包子甜又香，买了个张锦裳。”闹得全班同学都知道了。

　　买包子的事传开后，一个同年级不同班的女同学找到我问，听说你和在谈恋爱？我说没有。她说，你可不要跟他谈，他妈妈还在生小孩，家里住的是牛栏，穷得叮当响，连一个像样的凳子都没有，你会苦一辈子的。我当时并不知道她讲这话的用意，后来才知道，他们两家相距只有八里路，她曾经到他家去过一次，看到锅是半边锅，凳子是麻子凳，就有些心灰意冷了。毕业后，她听说官正考上了清华、我和他结了婚，又来过官正家一次，发了一通脾气，抱怨着离开了他家。

　　见班主任对我很好，就向班主任透露了我们之间的一些事。班主任问我，我不承认。高中三年转眼就过去了，很快到了1959年夏天，我们都参加了高考。官正高考时发高烧，校医给他打了退烧针，才坚持考下来。当别人问他考得怎么样？他说，估计第一志愿可以考取吧。大家听了都很吃惊。高考填志愿，他听了老师的劝告，填了清华，我怕他考不上，和张淑文同学去劝他，要他报个一般的学校，今后有饭吃就行了。他说，那是他的愿望，考不上就种田。一个多月之后，他真的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跑到县城来告诉我，我以为是在做梦。鄱阳中学是江西最好的高中之一，但考取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是极少的。

　　他怕我不放心，提出结婚，我同意了。我们结婚只有两床高中读书时盖过的旧被子，张淑文送了一对枕头套，就住在牛栏里，床是破船板拼的，上面还有很多钉子。与他结婚，我家里人既高兴又担忧：一方面他学习刻苦，人又聪明，将来肯定有前途；另一方面他脾气不好，而且还要等六年时间，不知他会不会变。

　　暑假结束，他就去清华上学。我们到鄱阳中学去与老师告别，没想到杨副校长要他到财务科领20元钱，上饶教育局给考上大学的学生总共拨了50元路费，给了他五分之二。我的哥哥给了20元，他叔叔给了一些钱，他的姐夫和妹夫也凑了一点儿。听说北方的冬天非常寒冷，我把一件自己的旧棉袄给他带走。

　　他走后不久，我就去田畈街中学教书。公公用扁担挑了一床被子，一个小箱子，送我去报到。到了鄱阳，本来打算在亲戚家住一晚。不料，女主人一见到我们，就赶紧往屋里躲；男主人说，我这里住不得。我赶忙说：“爸爸，我们走。”当时已是黄昏，我们只好来到一家旅社门口，坐在那里等待天亮。没想到遇到了高二时辍学的同学黄沐贞，她虽然很穷，还是请我到她家吃了饭，硬把我留了一天。离开时，我送了一些咸鱼给她。说也巧，在鄱阳县城的大街上，又遇到一位姓施的同学，他说田畈街中学离我家有上百里，最好能回余干教书。然后他到邮局给余干教育局打电话，问要不要老师，教育局当即答复同意接收，这样我就调头返回余干，被分配到三塘中学教书，免受了许多奔波之苦。

　　到了三塘中学，发现只有我一个女老师，年龄也最小。我每月只有26元钱工资，还要赡养公婆、承担家里的日常开销。第二年大儿子出生，增加了新的生活压力，只能节衣缩食。我夏天舍不得买蚊帐，冬天晚上就用盐水罐子装热水放在脚下取暖；每月买些米，靠公公、婆婆捎来的咸萝卜、咸腌菜、咸鱼下饭。由于缺乏维生素，嘴巴长了疮，脚常烂，鼻翼两旁常脱皮，红红的。由于营养不良，有时候感到天旋地转，眼前好像有各种颜色的东西飞来飞去。朱国治老师两次劝我：“你要吃点新鲜菜，注意身体。”过了段时间又对我说：“你这样下去，身体会垮掉的……”我说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每家都有难念的经，目前我家的情况只允许我这样，以后不要再提了，不然我心里很难受。”有一次回来，校长找他谈话，说：“你要关心张锦裳老师的饮食，这样下去她身体撑不住的。”从那以后，再不允许我寄钱给他，寄过去他就退回来。

　　我对穿衣服也不讲究，当然也没条件讲究。当时发的布票，全交给了婆婆。有一天上课，我在板书的时候，学生们在下面笑。我转过身来问：“你们笑什么？”学生们说：“你看你的背。”原来我褂子破了。有一次，我从学校回到娘家，遇到小学同学来找我玩，妈妈看到我穿得太差，伤心得掉眼泪，从妹妹黄裳身上脱了件衣服给我穿上，才让我出去。

　　在清华上学时，也给我买过一些东西。先是给我买了一双皮鞋，可惜他不知道我穿多大号的，小得穿不上。后来，又托人给我捎回一块布，料子很漂亮，我也很喜欢。当时江西余干农村，一般人家每年只有春节和端午节才请裁缝到家做两次衣服。我想让裁缝用这块布给我做一件褂子，师傅量了量尺寸，开玩笑说，这点儿布只够做条短裤。有一个姓张的同学到北京出差，去看了官正，回来后告诉我说，北京很冷，赶快给他做几件衣服。我向婆婆要布票，她问：“是给你买还是给官正买？”我说：“怎么啦？”她没作思考就说：“给你买，就拿去，给官正买，就不用了。”我吃惊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她说：“官正在北京，靠着毛主席，还会冻了他？”我只好从娘家要了布票，买了一套绒衣给他寄去。这个同学第二次去北京出差，回来时官正托他给我捎了一套衣服。他回来后对我说，自己现在谈了一个女朋友，希望我把这套衣服借给他。我非常为难，但同学开了口，还是给了他。

　　1960年，大儿子出生。因为是第一胎，好几个小时才生下来。当时身边只有两个女学生陪着我。孩子刚满月，我便把小孩留在家里，自己返回三塘中学教书，在路上正好遇上倾盆大雨，身子被雨水浇透了，从此落下了风湿病，经常腰痛、脚痛。

　　1964年，二儿子在乌泥老家出生，接生员从地里赶回来就接生，农村条件差，没有消毒的酒精，剪刀也是生锈的，孩子生下来得了破伤风。我哥哥挑着孩子赶到县城，正好我的同学在那里当，赶紧给孩子打了针，才保住了他的命。

　　那时官正两年才回来一次，我既盼他回家团聚，又为他往返的路费发愁。有一天，我正端着罐子吃饭，工友送来了他写的信，说是暑假不回来了。我看后先是有些怅然，又感到一阵轻松，心想上次他回来时借的钱还没有还清，这次不用再借钱了。可是没过几天，突然有人给我捎信，说已经到家了。我当时一下愣住了，学校规定教师借钱一次只能借工资的10%，老师都放假了，去哪里借钱呢？只好待在学校。校长知道了，特批借给我五十块钱，救了燃眉之急。

　　那时每位教职工要负责为学校种一小块菜地。一年秋天，我把菜地里的老白菜拔掉，准备再种上其他菜。有个领导给我穿小鞋，说老白菜的菜籽是留作种子用的，我这么做是破坏生产。这样我就被下放到小学教书。又过了不到一年，中小学的老师全部下放，让工人、厨师和清洁工教书。

　　下放期间，我在家乡种了两年多田，做饭、纺花、织布、做鞋、喂猪，样样都干。刚开始挑着担子过独木桥，吓得直哆嗦。这段时间的农村劳动增加了我对农民群众的了解，加深了与他们的感情。

　　落实政策后，到乌泥学校任教。我尽全力解除官正的后顾之忧，婆婆生病，我忙着请医生、买药、端屎倒尿，悉心照顾；支持他弟弟上学，帮他弟弟买衣服和一些日用品，后来又张罗着给他弟弟找媳妇，添置了一房子新家具，将弟媳妇娶进门。我觉得丈夫不在家这就是我的责任。我的房间里只是一张破船板拼的床和一个透明的塑料袋。

　　我对非常信任。在三塘中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带着小孩来玩。她跟我说：“我好可怜，丈夫上大学不要我了。而且他只是上的一般大学，上的还是全国最有名的。我现在一无所有，你要吸取我的教训，不要寄钱给他了。”我说：“在北京读书正需要钱用，我不能不寄钱去。他本质很好，非常负责任，我很相信他，他不会变心的。”

　　有一次，乌泥大队的干部讲要与张锦裳离婚，他的堂兄吴火正听到后跑到学校告诉了我。我见他言之凿凿，就让他写信给，问是怎么回事。就在等待回信这段时间，同事、工友议论纷纷，我也有些六神无主，上课走神，站在讲台上。后来，校长找我谈话说：“根本没有这回事，你不要听他们瞎说。”我婆婆知道了也说：“我儿子不是那样的人，绝不会做缺德的事，你放心。”官正收到堂兄的信，就把信交给了组织，组织上专门给我回了一封信，说是个好同志，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，让我不要听信谣言，保重身体，安心工作；组织上还给公社党委写了信，请公社领导帮助做我的工作。

　　暑假从学校回来，有的乡亲们认为他是回来离婚的，还有人说，我们商量好了，两个儿子，一人一个，两只箱子，一人一只。为了澄清这件事，他拉着我到大街上走了一圈。我告诉他：“人家都说咱们要离婚，连县委都这么说。”他说：“你怎么能轻信别人的话，党和人民是希望我们好，不希望我们分开，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。”

　　他清华大学毕业前，在上海实习，与同学们一起攻克了一些难题，加上品学兼优，学校给他发了金质奖章。党组织曾动员他考研究生，他考虑到家庭困难，没有报考，后来学校党委打电报到上海，要他回校参加研究生补考。考试完，他回到老家说不想再继续读了，我劝他坚持下去，说：“家里的事你不要考虑，我来顶着。”他又读了三年研究生。

　　毕业后，上海的一个研究所要他去工作，他说：“上海人才多，不容易带家属进去。”组织上又让他去北方某单位，他怕我和孩子们吃不惯杂粮，提出去武汉，那里离家乡也比较近。他到武汉报到，提出去工厂，并说工厂离市区远一些、工厂大一些更好，可以不受干扰干工作，也会有比较好一些的科研条件。就这样，他去了武汉葛店化工厂，那是一个有几千人的大化工厂，方圆有几公里。

　　他工作十分卖力，技术也好。平时在工厂里转，没有故障时，就坐下来看书、设计、做实验，晚上常在值班室睡觉，一旦新上的技术系统出现故障，就立刻赶过去。有一次，氯化聚醚车间一台近万个元件的测温设备出现故障，技术人员和工人处理不了，一天未找到原因，到晚上只好请来。他问了一下情况，考虑了一会儿，接通电源，很快找到了原因，使设备正常运转，车间恢复了生产。葛店化工厂的职工说，的脑子转得快，就像挂在墙上的算盘。

　　在“文化大”期间，他在寝室和工作间看书、设计、做实验，给工人同志传授技术。与蒋伯雄等同志一起搞了近二十个项目，其中有几个项目达到全国同类企业先进水平。

　　1974年7月的一天，校长找到我说：“张老师，组织上调你去武汉，去年调令就来了，你教物理，咱们缺物理老师，没有人接替你，就没有告诉你，今年学校已接收一名大学生教这门课，你可以走了。”想到十五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即将结束，我非常高兴。调我的事，他没有向组织提出申请，是武汉市委的决定，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

　　搬家前，最大的麻烦是孩子的户口问题。我们当时没有经验，给大儿子、二儿子随爷爷奶奶上了农村户口，只有三儿子跟着我上了城市户口。迁户口时，大队、粮食局、县里的领导都不同意两个儿子转为城市户口。我说：“我们夫妻俩都是城市户口，孩子户口应该可以改过来吧！”工作人员说，落什么户口就是什么户口，不能再改了。我只好给写信。他回来后，我们一起步行到余干县城办户口，找了乌泥村一个在县城工作的干部，他也说帮不上忙。因为假期快结束了，我们只好带着二儿子、三儿子先去了武汉。

　　到了葛店化工厂，就把我们三人托给了他的同事，自己马上搭车返回市里去落户口。到了公安局，民警看他穿一身旧工作服，口音很重，问他哪里来？干什么？他说：我从江西来，上户口。工作人员看有两个孩子是农村户口，说要改户口可不行，除非有上级领导讲话。他老实说，上边没有人说话。工作人员又瞟了一眼介绍信，忽然问，你就是葛店化工厂的？他回答“是”。工作人员连忙请他坐下，把我和三个孩子的户口都上了。原来，因为技术和工作出色，市委领导有过交代，要把家属迁移的事办好。

　　他回来高兴地说，户口办下来了，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。这事虽然花费了很多精力和口舌，我们也理解工作人员的难处，因为当时户口迁移的规定很严格，改户口和迁户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。

　　我们在离工厂几里远的农村租了一间房，屋里很简单，一张床、一个灶、一张桌子，吃住都在里面。因为回来接我们，耽误了几天工作，官正上班后不分昼夜，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，全身浮肿。厂里的郑仲衡强行把他送了回来，命令他睡觉、休息，对我说：“小张，你要把小吴看好。”

　　我分到葛店化工厂子弟学校教书，二儿子上子弟学校，小儿子上幼儿园。因为舍不得用电，家里点的灯泡光线昏暗，影响了孩子的视力。我们吃不起水果，武汉有个同学是工程师，请我们到他家做客，端上来苹果，我看他爱人把皮削成长长的一条，至今印象还很深刻。

　　有一次，小儿子生病，又去市里开会，不在家。我把孩子带到葛店化工厂医院，因为缺钱，只住了几天院，还没有治好，我们就把孩子带回了家。还有一次，二儿子在学校被楼上扔下的拖把砸中了头，鲜血直冒。我当时正在上课，得知后立刻把孩子送到厂医院，缝了好多针。因为我晕血，送到医院后，我也昏倒了。

　　1975年4月，湖北省委决定破格提拔任武汉市科委副主任。离开葛店化工厂时，买了两张床，带了两把竹椅和一个塑料袋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攒了一点儿粮票，用粮票换了两把藤椅。有人说，你怎么能用粮票换？我说，实在没有钱，怎么办呢？粮票是攒的又不是偷的。现在，这两把藤椅还在江西。

　　1983年3月，担任武汉市市长。上班骑自行车，早上花一毛五分钱在沿江小摊上买一碗热干面吃，穿的也很普通，经常穿的就是那身工作服。他常住办公室，中午在市政府食堂吃饭也排队，有时开会接待客人或工作晚了，没有赶上饭，就饿肚子。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，说他负担很重，压力大，营养不够，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。我做了一些他喜欢吃的菜，让秘书带到办公室，他怕影响不好，怕我耽误工作，没有吃，也不许家里再送饭。一直到现在，他三餐饭都很简单，走了三个省，后来又到中央工作，出差调研，一直要求吃工作餐。

　　刚到葛店化工厂，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，也穿葛店化工厂的工作服。后来，买了缝纫机，我就自己买布做衣服，冬天准备夏天的，夏天准备冬天的。他调武汉市科委后，我也调江岸区北京路小学教书，孩子也转了学。我送小儿子上市委幼儿园，老师见了我们都有些吃惊，没想到市科委副主任的家属会穿得这么寒酸。他当了市长，家里的条件有了一些改善，但由于我们双方的经济负担都比较重，生活仍然很艰苦。我下班后常到菜市场去买扒堆的菜，有时买上几十斤，晒干做咸菜。整幢楼几十家，就我们一家晒菜，而且晾在阳台上的被子、衣服破旧，连小偷都不愿光顾。

　　当时商品短缺，什么东西都定量供应，一人每月二两油，五人正好一斤，平时舍不得用，节约下来一罐子油，准备过年给孩子炸东西吃。他爱整洁，对孩子要求严格，看书学习要求坐得端端正正，每天晚上十点钟休息前，必须把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。每次他外出考察，孩子们都高兴得跳起来，说：“解放啰！可以睡个好觉了。”有一次，他没有通知我们突然从国外回来，到了家里，一看家里不太干净，拿起拖把就去拖地，把我攒的一罐油撞倒了，我心痛得不得了。

　　他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很严，在葛店化工厂，本来可以分三室一厅的房子，他只要二室一厅的，还是顶层。当市长前，64平方米的房子，住了他的爸爸、我的妈妈、我们俩和三个小孩，共七口人。大约在1985年，市委办公室要我们去市委小院看了一幢房子，面积很大，也很漂亮。但我们考虑到家里没有什么东西，这么大的房子水电费很贵，特别是那里离我的单位比较远，乘公共汽车上下班，路上时间太长，没时间做饭，就放弃了这幢房子，一直住在天津路。七口人挤在一小套房子里面，上面一拖地，下面就像下雨，有时不知如何为好。老吴说：“莫做声，上面拖完了不就过去了吗？”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7年搬家到江西。

　　他当市长时，有一次，行政处长送来四五条小鲫鱼。我要给钱，他说是发的。我把鱼养在水盆里，官正回来发现了，大发雷霆，把我和行政处长狠狠地训了一顿。

　　他从不准我和孩子用他的车，顺路捎一段也不肯，也没有带我们出去玩过。有一年忘了过什么节日，我们发了中山公园的游园票，官正也到那里去参加活动。我们一起下楼后，他坐车走了，我带着孩子步行好几里路去公园。1986年5月，有一天半夜，大儿媳妇的爸爸打电话，说儿媳快要生了，要我找一辆车，送她到医院。我人生地不熟，又是晚上，到哪里去找车呢？提出用一次他的车，开始他不同意，我说：“去晚了，要出人命的，要不我交钱。”他才同意了。

　　有一次，他的叔叔来武汉找他给儿子安排工作。因为上清华时这个叔叔给过他钱，官正一直十分感激，但是还是讲：“我做不到。”叔叔伤心地哭了。叔叔的儿子后来留在武汉做临时工，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。

　　大儿子结婚，因为家里没有钱，又没有房子，只能住在岳父家里。有一次不知怎么在岳父家闹别扭，就把东西搬到我家楼下，并对他爸爸说，我不愿再住别人家里，你是市长，给我找不到一间房子？官正只能做他的工作，动员他搬回去住。以后到了江西，二儿子结婚，官正专门给儿媳妇父亲的老领导写了一封信，要求他帮助做二儿媳父母的工作，不要请客、不要收红包，请务必支持。三儿子结婚，是儿媳的父母把她送到家里的，正好是春节，放了几串鞭炮，一起吃了一顿饭，仅此而已。

　　官正确实脾气不好，但在武汉当市长时，他当面挨过别人五次骂，物价改革时最多一天接五六十个骂他的电话，也没有见他发脾气，但能够感觉到他压力很大。

　　记得有一天傍晚，我正在洗衣服，有人来敲门，官正去开门，看见外边站着一个耳朵上夹着烟卷的人，很不客气地说：“我找市长，武汉的服务态度不好，商场、火车站、轮船码头都很差。”官正客气地说：“我没做好工作，明天就研究设法整改。”那人走了以后，他在阳台上踱来踱去，思考怎么抓服务，一直到深夜。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他就穿着旧军棉大衣出去了。

　　后来听他说，在码头有一个挑着担子的人问他：“这是不是第十五码头的检票口？”他就带着那个人，拿着票询问工作人员。几个态度都很差，把他骂了一通，还拿着检票的剪刀在他脸前挥舞，他很生气，决心要狠抓服务态度。第二天，《长江日报》报道了这件事，管理该码头的长航领导要严厉处分那几个工作人员，知道后，写信给长航领导，说自己当市长的也有责任，对主要是加强教育，不要处分他们。他对我说：“我挨骂知道难受，许多来武汉的旅客花钱买气受，这一定要改，否则对城市形象和发展影响太大。”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。

　　还有一次，他到市场去了解商品价格状况，售货员嫌他烦，不答理他。正好有个顾客买了一斤盐，要求包一下，服务员不理睬，他上前帮那人说话。服务员又推说没有纸，官正指着服务员身后说，那里有废报纸。服务员嫌他多管闲事，又训了他几句。刚好有一个干部来买东西，认出了他，说：“吴市长，您怎么在这里？”服务员才知道骂了市长。

　　有一段日子很紧张。有一家人在铁路旁边修了一幢房子，是违章建筑，要拆除，这家人不同意。去拆房子的同志就说：“这是吴市长的决定，为了火车站运行安全，这房子务必今日拆除。”其实这事他根本不知道。这家人兄弟好几个，声称要杀了我们全家。公安局将他们兄弟的照片发给了我家所住单元的每一住户，并要我和孩子躲在家里，不要去上班、上学。有一天，他们几兄弟真的上了二楼，二层住户认出了他们，对他们说，吴市长早就搬走了。那几个人找不到我们，又听说在北京开会，就追到北京去，幸好下火车后被北京的发现带走了。

　　在武汉有两次照相印象很深刻。一次是从乌泥搬到武汉，上了户口以后，他高兴得一口气跑回来，我们全家照了两张相片，算是庆贺。他调到市科委任副主任，周末我带着孩子们去市里看他，又一起照了几张相。当时孩子们衣服破旧，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，给他们穿上照相。

　　1986年秋，他调到江西当省长后，我在武汉准备搬家。白天上班，晚上整理衣物。因为是回江西老家，熟人多，为了顾面子，用节约下来的钱添置了衣柜、电冰箱和电视机，家里才有了一些像样的东西。武汉到南昌路途遥远，当时路况很差，赶到南昌的滨江宾馆，天已经黑了。官正不让在宾馆就餐，叫我们回家自己做饭。家里什么都没有，我只好又到商店去买锅碗瓢盆。摸黑到车里搬东西时，把缝纫机都压坏了。

　　我随调江西后被分到南昌市直属机关工委工作，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，到得比较早，打开水、扫地、擦桌子，与同事们相处融洽。在担任工委领导期间，想方设法为干部职工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，大家的积极性提高了，单位活力增强了。

　　他到江西后，连续三年在赣南过春节，要求赣南借鉴广东、福建的经验，进行改革开放试验，并建议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。赣州地委、行署开拓能力强，工作力度大，经济开始活起来，群众也得到了实惠。

　　他对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，达到了苛刻的程度。平时不能在外面朋友，不能在外面吃饭。每到地市检查工作，都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能买便宜商品，不能收人家的东西，吃了饭要交钱。出差回家，没带过任何东西。返回省城之前，总要司机将车后备箱打开，看一看有没有装什么东西，还问秘书交了饭钱没有。在江西时，有一次司机告诉我，有人把一斤茶叶放进车里，让他们在路上喝，官正知道后，将司机训了一顿，把茶叶退了回去。

　　还有一次，到一家筷子厂视察，临走时，厂里拿了四扎筷子（一扎十双）给秘书，秘书不敢收。那人说，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，怕什么？秘书实在推辞不了，把筷子放进了包里，官正在远处看见了，快步走过去问秘书：“你拿了什么东西？赶快送回去。”秘书挨了一顿狠批。

　　官正有两个中学时的同学，趁他到北京开会，找到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，说自己是省长的同学，要求调到省政府工作。官正回来后知道了，对秘书长说：我的亲戚、同学都不要到省政府办公厅来工作，请做好他们的工作，务必今天退回，否则找你负责。

　　在江西的时候，正省级干部家里几乎都装了空调，但官正一直不准我们家里装。一天，一个省委领导带了空调和工人来到家里，说要装空调，我说：“官正不让装。”那位领导说：“别管他，就说我说的，装！”这才装了空调。因天气热，小儿子到我房间打地铺，我们睡着了，官正就把空调关了，又把我们热醒了。

　　有一次我阑尾炎发作，官正叫警卫员把我送到医院，先住八个人一间的病房。手术后按惯例搬进一个小观察室。医院的副院长是我的同学，第三天，他来到观察室，告诉我说，省长打电话嘱咐，不能因为谁是他的家属，就给予特殊照顾。

　　他搞调查研究，不希望下边事先有准备，担心弄虚作假，往往事先不打招呼，走在路上，突然提出去看一个地方。有一次去一个地级市考察，在半路上提出去某烟厂看看，进去一看，厂里乱七八糟，地上到处都是烟，浪费很严重。他叫来厂长，要求尽快拿出解决方案，限时整顿好，晚上要安排人员值班，有负责人带班。他走后，烟厂以为没事了，根本没任何行动。谁知他半夜带着秘书又回到烟厂检查，一看值班人员在睡觉，没有一点儿整改的迹象，就发脾气把厂长叫来训斥：“你到底能不能做事？不行就换人。”把厂长急得直冒汗，这个厂长从此吸取教训，工作有了起色。

　　他出身贫寒，对群众的疾苦感同身受。走到哪里都很重视信访，强调能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尽可能解决。他多次对接待人员说，群众是对我们的信任，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，你敢保证自己的后代今后不？在山东时，我们住在南郊宾馆职工宿舍，每天早晨散步，多次看到有人跑过来，递信喊冤，他总是让警卫员收下材料，责成有关部门调查处理。有一次，他在门口看到一个人提着一个包，以为是来的，就主动问人家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反映，那人说没有，把我们都逗乐了。

　　他是从小学读到研究生毕业的一个穷学生，对困难学生非常同情、格外关心。一到江西上任，他就对教委的负责人讲，一定要帮助困难学生渡过难关，决不允许一个贫困大学生因经济原因辍学。他多次把自己的稿费寄给困难学生，2007年我们回江西，到永新县时，有一对年轻夫妇来看望，其中一个就是他曾经资助过的学生。

　　1997年春，官正从北京开完“”，刚回到江西三天，中组部就打来电话，说有事找他，让他马上去北京。他当时正在主持省委会议，当晚没有火车、飞机，只好第二天一早赶到北京。回来后才知道中央要调他到山东任职。他请了五天假，带着全家到乌泥、余干、鄱阳去告别。他对亲属说：“对不起，没为你们做任何事，请谅解。”要我给部分亲属送了些钱和礼物。三天后，就匆匆赶到山东上任去了。

　　他的工作担子重，压力大，家里的事过问不多，孩子们的事也很少管。他离开江西时，对我们讲了三句话：第一，我走了，你们好好过老百姓的生活；第二，不要去找人，更不要去找领导办什么事；第三，好好工作，遵纪守法。他走后，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，都尽可能自己克服。

　　他一到山东就一边工作一边调研，吃饭还是过去的老习惯，坐下来就吃，有时还没等热菜端上桌，吃点凉菜就走人。陪同的领导有的还没来得及吃饭，只能饿着肚子，以后他的这些习惯传开了，吃饭时陪同的同志也就不汇报工作了。2000年胶东干旱缺水，他到烟台、威海调研，连续几天舍不得洗澡、洗衣服。

　　他在南郊宾馆职工宿舍楼要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，水泥地板，采光较差，我们在那里住了将近六年。从江西到山东上任，他带着锅碗瓢盆，准备自己开伙做饭。刚开始他水土不服，对烟过敏，加上工作辛苦，头发掉了不少。后来我辞职到山东照顾他，家离菜市场较远，我几天买一次菜，提不动的时候就坐在路边休息，下雨时一手提菜，一手打伞。极少有人到家里来，过年过节也是如此。我做完家务，闲着没事，就在家里唱唱卡拉OK，有时候打打太极拳。

　　出现紧急情况，他总是深入一线，靠前指挥。记得有一次抚河涨大水时，他带领干部在堤上抢险，洪水离堤顶只有几十公分，走在堤上都有晃动的感觉。有的同志劝他回去，担心危险，他说：“我心里有数，洪峰很快会过去，要死我先死。”他一直从下游往上游走，走了十几公里，水开始退了，大家很高兴，总算挺过来了，不用分洪了。有次鄱阳湖洪水泛滥，他还乘着汽艇，冒着风浪，靠前指挥。陪同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捏了一把汗。有一次江西有个地市发生火灾，他当时正在养病，半夜听到报告，立即赶去现场指挥灭火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地方的几个战士，偷了、冲锋枪，逃到青岛，躲在居民房里。官正到公安厅指挥中心，了解情况，商量处理办法，请他们的父母与他们通电话，做思想工作。他嘱托有关部门，建议对带头作案的一定要依法惩治，其他几个要依法从轻，因为他们都还是孩子。

　　2002年年底，他到工作。他对我和孩子说：我当，是中央对我的信任，你们要一如既往严格要求自己。有一年，中直机关号召节约用电，他要求家里尽量少用电器，让秘书到家里把一个冰箱的电源都断了。他很爱惜衣服，十多年的衣服还穿在身上，孩子给他买衣服总被批评。我给他买衣服有时也先不告诉他，在箱子里放一段时间再取出来。他从来没有与我去商场买过东西，除了每月理发用几块钱之外，基本不用钱。

　　有一次，他生病住院，急着要出院去出差，儿子请秘书向机关报告。有个领导听说他住院了，来医院探望。领导走了之后，他问是谁讲出去的，然后把秘书批评了一顿。我说：“是我让秘书给报告的，让你休息是医生的意见，你应该采纳。”

　　十六大召开前，有一天他告诉我，中央主要领导找他谈话，问他个人有什么想法？他说已很满足，感谢中央多年来的培养、教育、信任和重用。领导要他谈具体点，他说：“要么留在山东再干两年，要么到全国安排个副职。”领导又问：“就这么多？”他回答：“就这么多。”我说，要是我的话，就回答服从组织安排。他说，不能那么讲，会让领导感觉有个人要求。

　　召开前，有一天他对我说，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。我听后一愣，随即问了一句，他以为我不理解，说自己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，已经快六十九岁了，现在不退什么时候退？我们需要年轻的同志到重要岗位上锻炼，这么大的国家，不能出问题。他退下来之后，从未到原来的单位去过，也从未过问原单位的工作。

　　不少人问过我，老吴为什么会有今天的成绩。我说从大处讲，是党的培养、人民的哺育、同志的支持。说到个人原因，我认为，他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走一条不同于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的人生道路。他小时候家里太穷，生活太艰辛，受过压迫和欺侮，一心想改变那种状况，只能发奋读书。这是他立志求学的最初动力。

　　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抱负，他不但要读书，还要考取全国最好的大学。其实，他小学阶段只读了三年，十二岁直接上小学四年级，跳了那么多级，还能一步一步赶上来，因成绩优秀被保送鄱阳高中，是真尽了力、吃了苦的。他有好的天赋又能严格要求自己，有很强的毅力和恒心，常十分认真地对我说，穷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缺德，最可怕的是自己半岛·体育。我觉得，这是值得孩子们学习的地方。

　　他年轻的时候就被提拔到重要岗位，很珍惜组织的信任，对自己严格要求，近乎苛刻。长期在岗位上拼命工作，干任何事都一丝不苟，刻苦勤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。退下来后仍然每天很早起来看书、做笔记，有时也写一些东西。最近他花了许多时间看马克思传和回忆马克思的文章，感触很深。他说，认认真真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及回忆文章之后，感到在伟人面前自己十分渺小，对许多问题还只是一知半解。

　　他总是感念组织对他的关怀，常说是党和政府救了他的命，教育了他，培养了他，党是他的大恩人。可以看出，他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，对马克思主义、对社会主义、对改革开放信念坚定。我认为他是一个言行一致、表里如一的人。

　　我和老吴一起走过了五十多年，对他的学习和工作全力支持。我有时也在亲情、友情和原则之间左右为难，最后总是按他的要求站到了原则一边。我对他那么严格要求也是理解的。老吴常与我讲，虽然我们吃了不少苦，但这也是一笔财富。我觉得，正是因为老吴年轻时吃了许多苦，他才有今天！我们的生活只是一个特殊发展阶段的缩影，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过得更难、更苦的也大有人在。如今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人民丰衣足食，教育、医疗条件也有很大改善，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。我长期从事教育工作，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一本大教科书。我在改革开放中受了教育，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。这么多年来，无论是教书、下放劳动还是在机关工作，有无数的人关心过我、帮助过我、支持过我，没有他们，也不会有我的今天。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。

　　回忆这些东西不是要留下什么，而是希望后人了解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那段艰难经历，从而能够关心和理解群众的疾苦，更加珍惜现在，更好地向前看。希望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忠于党、忠于人民，绝不忘本，多做一些有益于国家、社会和人民的事。这是我的愿望，也是老吴的愿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