半岛·体育七、向学工作方法

　　半岛·体育七、向学工作方法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，并不是说其他矛盾和工作就可以不管了。说：“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；同时，一点里面又有两点。”“香花与毒草齐放，落霞与孤鹜齐飞。”就是说不能只看到“香花”，也不能只看到“毒草”，要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。落实到做法上，提倡要学会“弹钢琴”。

　　1949年3月，他写道：“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，不能有的动，有的不动。但是，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，那也不成调子。要产生好的音乐，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，要互相配合。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，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。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，各地、各军、各部门的工作，都要照顾到，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。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，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。钢琴有人弹得好，有人弹得不好，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。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‘弹钢琴’。”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是相互联系、相互区别和相互转化的。因此，在工作方法上应该统筹兼顾。

　　对此，可谓是得心应手地进行了运用。在时期，往往一方面强调中心工作是军事和打仗，另一方面又号召做好其他一切工作。1933年，在中央苏区的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上，他说：“在现在的阶段上，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。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，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，是环绕着它的，是服从于它的。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，而忽视战争，离开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，同样是错误的观点。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，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。”但是，不能因此而不抓好经济工作，相反，“战争的激烈发展，要求我们动员群众，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，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”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如果认为战争是中心，而不去抓经济工作，甚至把搞经济工作骂为右倾，那是极端错误的。有些人口头上说一切服从战争，但不知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，这就不是服从战争，而是削弱战争。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，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，才能使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，才能扩大红军，打败敌人。当然，“中心工作”之外不只是“经济工作”，特别是随着力量的发展，随着领导职务的变化，他面临的工作也越来越多，比如思想工作、政权工作、文化工作、教育工作、宣传工作、党的建设、工作、对外工作等。基本上都能做到有条不紊、齐头并进，“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”，轻松自如。

　　在社会主义和建设时期，对“弹钢琴”的运用，集中体现在“十大关系”的处理上。他指出，在重工业和轻工业、农业的关系问题上，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、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；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，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，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；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，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，增加经济建设费用。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，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；在国家、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，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，不能只顾一头，既要提倡艰苦奋斗，又要关心群众生活；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，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，扩大地方的权力，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；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，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，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，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；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，党和党派要长期共存、互相监督；在和反的关系问题上，必须分清敌我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；在是非关系问题上，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“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”的方针，要允许人家犯错误，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；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，要学习一切民族、一切国家的长处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，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。这些矛盾的发现和处理方法，不少方面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告诉党的干部：干工作要做到统筹兼顾。

　　学会“弹钢琴”，先要心中有“谱”、胸中有“数”。钢琴有多少键、每个键能弹出什么音符，必须了如指掌。解决矛盾，要深入到矛盾中去，特别是要掌握与之相关的数字。把“胸中有数”也列为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。它的基本要求是：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，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。因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，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。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，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、主要的百分比，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，一切都是胸中无“数”，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。

　　在运用数据方面，可谓是一个高手，这也是他的过人之处。比如，对中国的定位，就是他从中国占90%以上的农民这一百分比作出的。不是了解和注意到这一数据，他就不可能到农村去“闹”，不可能得出中国是“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”，不可能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。除此，论述问题和布置工作任务，也经常运用到数字。在七大上，他强调之所以需要“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”，是因为国共力量相差还很悬殊，接着他即用了一组数字进行说明，“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，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；……他们有两万万人口，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”。有意思的是，档案资料显示，蒋介石敢于发动内战，同样是基于一组数字。不过半岛bandao，他了解到的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只有四五十万人，正是基于此，他才提出了三个月消的狂妄计划。内战爆发以后，比蒋介石更高一筹的是，不在地盘上或空间上计较数量得失，而是在军队人数上注重力量翻转，他明确要求中队每个月至少消灭5个师的有生力量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国共之间的较量，是一种“数”的较量，谁对“数”有精确的了解，谁能抓住各种“数”，谁就能取得胜利。

　　把数字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，最为典型的两个实例大概莫过于在上创立的“三三制”政权和在经济上制定的“四面八方”政策。从1940年开始，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“三三制”政权，就是在各级政府和参议会的组员中，党员只占1/3，“左”倾进步分子占1/3，中间分子和其他人士占1/3。这极大地调动了各阶级各阶层的积极性，扩大了局部执政的基础。1949年，七届二中全会后，提出经济上要“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、城乡互助、内外交流”，简称“四面八方”政策。他还强调：“‘四面八方’缺一面，缺一方，就是路线错误、原则的错误。”这也是他“弹钢琴”方法的具体运用。当然，在运用数字方面也有过失误和教训。比如，1958年发动大炼钢铁运动，紧紧盯住“1070”吨钢，提倡生产计划三本账，鼓励农业放高产卫星，极大地损害了经济的正常发展。这说明对于数字运用一定要慎重，切不可想当然和滥用，否则就会有害无益。

　　“弹钢琴”还要注意细节，一个音符错了，整个曲子也就砸了。往往给人挥斥方遒、气势磅礴的感觉，其实他是非常注重细节的。在指挥一场战斗之前，甚至战士碗里有没有肉，他也要关注和嘱咐。1953年，中美关于朝鲜问题谈判时，事前对谈判场所，对方谈判代表的宿舍、各种用具、设备和食品等，都要求精心地布置和准备。现在，人们常说，细节决定成败。的成功，与其既能挥舞大棒又能弄绣花针不无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