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意中瞥见历史的一角

　　无意中瞥见历史的一角最初只是一位南京市民，瞥到了一本出现在废品站的莎士比亚著作。接着，她翻看了“莎士比亚”旁边的更多书、词典和笔记，发现了一个名字。随着她把这次意外“相遇”发到网络上，一位老科研工作者的人生引发了全网关注。

　　10月8日傍晚，生活在江苏南京的冯源去买菜，经过废品站时，注意到装载废品的三轮车上有一本红色封面的莎士比亚作品。

　　它和很多书一起，待在两个敞开的大口袋里。冯源停步仔细翻找，发现里面还有医学期刊、医学工具书、画册和很多词典，其中有1953年出版的《俄华大辞典》。书都很陈旧，扉页上没有标注主人的名字。

　　翻着翻着，冯源的动作开始变得越来越小心——她翻到几页字体好看的手稿，深蓝色墨水记载着与药物有关的内容。冯源看不懂，但她觉得手稿写得很用心，堆在那里，太可怜了。

　　“这些字拉着我的头发。”她说，虽然平时从不淘旧书，但冯源决定买下它们，甚至来不及去想买回去如何处理。

　　装书的口袋脏了，有的书还带着水渍。冯源在书堆里挑选了十几本，以及那些“字体好看”的大部分手稿。

　　“可能是某个人的遗物。”冯源想，“如果这个人还在世，手稿和书应该不会出现在这里。”她没有害怕，却感到一阵惭愧和心虚，似乎自己用不当手段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了。她付了60元，没有与老板过多交谈，很快把那些书本笔记带走。

　　回到家，冯源给它们掸了掸灰尘，喷了些防书虱的药，就放到阳台晒太阳。10天后，她出差回来，开始仔细翻阅，一个陌生人的信息逐渐在她面前展开。

　　一张1983年江苏省卫生厅颁发的工作证，让冯源确信，这些书籍和手稿的主人叫王锐，出生于1928年，女性，江苏常州武进人。20世纪80年代，她在南京药物研究所工作，专业从事药物合成。王锐学习过俄英日三门外语——那时冯源的父母都还没有出生。

　　在印制了南京医科大学、南京药物研究所等单位名称的稿纸上，王锐用汉字、拼音、英文记录了关于灭螺药物的研究内容，这些内容都与血吸虫病防治有关。

　　一本俄文书的扉页上有用繁体手写的“王锐购于哈医大，1953.4.7”，左边有几笔烟花涂鸦，右边画了一组化学结构图示。冯源几乎能够想到，25岁的王锐雀跃地用钢笔在一本新书上描画。

　　“我意识到，我捧着的是一个陌生人此生的证据。”冯源在社交平台上记录了这次奇遇，引发网友关注，许多人为这场跨越时空的相遇动容。一些网友行动起来，开始寻找更多关于王锐的信息。

　　芬兰有一部纪录片《冰山的阴影》，导演通过一箱在跳蚤市场发现的8毫米胶卷，还原一个陌生男人的一生。胶卷留存了世界各地的风景，以及男人的旅程与探索，最终拼凑出他平凡却丰富的人生经历。

　　除了废品站老板的一句“人都走了”，目前还没有明确信息表明王锐的现状，书籍和手稿如何出现在废品站，王锐是否也居住在此地，这些问题未解。

　　许多媒体记者联系冯源，也加入到寻找王锐的人群中。南京药物研究所（现更名为“江苏省药物研究所”）答复称王锐已经退休多年，现任副所长也不记得她。

　　在学术期刊网站中，能检索到的王锐发表的论文，最早的是1960年发表在《南药译丛》（现更名为《药学进展》）上的论文。

　　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冯源，对搜索不出一个人的更多信息感到困惑。网友则热情高涨，将这个故事送上了各种网络热搜榜单。

　　但直到本报道刊发，还没有直接认识王锐的人联系冯源。“她还在学校任教过，按理说应该会有学生能记住她吧。”冯源说，有人听说王老师很谦和、很有大家风范，但别的也不知道了。

　　10月21日，在网友的建议下，冯源将其中一些旧书和全部手稿，捐赠给王锐家乡江苏常州武进区的档案馆，工作人员发来馆内收录的王锐的人物志书页，为故事增添了更多信息。

　　武进区档案馆工作人员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这是该馆第一次收到王锐本人的手稿和书籍，目前材料还在整理过程当中，感谢年轻人对科技工作精神传承的关注，希望广大网友今后能够为档案馆提供更多线索。

　　故事不完整，也不妨碍网友表达对王锐的敬佩，通过拼凑零碎的信息，人们认识了一位一生致力于消灭血吸虫病的科研工作者。

　　血吸虫曾是一代人的梦魇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长江流域及以南13个省份遭血吸虫病侵袭，近1亿人的健康受到威胁。儿童患病影响发育，妇女得病多不生育。1956年，发出“全党动员，全民动员，消灭血吸虫病”的号召。1952年毕业于南京药学院的王锐，和许多科研工作者一起，投身于这项任务。几年后，抗击血吸虫病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

　　王锐的书籍和手稿，引发很多人对血吸虫病的回忆。有人回忆，小时候在武汉长江边游泳，听长辈说，过去长江里有可怕的“血吸虫”，感染之后会生“大肚子病”，非常痛苦。

　　当时，我国主要流行的是日本血吸虫病，钉螺是日本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。使用灭螺药是防治血吸虫病的重点方式，这在王锐身处的年代，还是比较前沿的防治理念。

　　在王锐的手稿中，灭螺药物重点出现。王锐记录道，理想的灭螺药物具备安全、副作用小、稳定、对非目标生物无害、价格便宜的优点，既杀螺又杀螺卵，用量小便于运输。

　　武进区档案馆人物志记载，20世纪80年代，王锐开始从事灭螺药的研究，其中对药物吡喹酮的研究，于1980年获江苏省科技成果奖、卫生部乙级科研奖，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1992年她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

　　许多网友称赞了冯源买下书籍和手稿并捐赠的行为，大多数人认为，这一举动让一名重要的科研工作者被更多人认识。有人也因此愧疚，从未好好了解自己的长辈；有人开始思考，逝去的长辈有没有留下什么资料。

　　老家在新疆的李梓艺起初浏览冯源社交媒体的笔记，以为看到了外公的遗物。她记得，外公也有许多出版日期久远的俄语书籍资料，什么时候学的，怎么学的，她不知道。李梓艺尊敬王锐，也对外公感到愧疚：“我从未仔细了解过他的生平。”

　　听母亲讲述，老人1942年出生，家里是从东北去的新疆喀什。外公年轻时曾是一名教师，作为当地唯一会说维吾尔语的汉族人，当地人有什么事都会找外公帮忙。班上有些维吾尔族孩子，书读到一定年纪就休学回家种地，这位教师挨个到他们家中劝学，还提供资助。有几个复学的孩子不情愿，他常常得去把人领到学校，揪着衣服让他们学。

　　李梓艺小时候不理解，好多学生以前明明很害怕外公，但是他们长大以后居然会回来看望他。“他骄傲地炫耀，说自己教过的每个学生都是好孩子。”

　　李梓艺读大学时，只在寒暑假回新疆老家，当外公聊起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的话题，她总觉得没意思。随着年龄渐长，她开始认真听外公讲述的往事，“可是我回去得少了，现在我想知道更多，外公已经在2022年去世了”。

　　00后大学生何思景看到王锐的书籍和手稿不知缘何散落在废品站后，想起了外公去世后他那些被烧掉的歌曲创作手稿。

　　何思景的外公年轻时当过兵，退伍后在家乡云南宣威的磷肥厂工作，他自学了二胡和电子琴，并且自创歌曲、自弹自唱。退休后他加入老年合唱团，写歌，为朋友写祝寿歌，写赞美祖国、赞美解放军的歌，积攒下厚厚的一摞歌曲手稿。

　　何思景说，外公没有非常专业的乐理知识，创作的歌曲质量不算高，都是朗朗上口的简单词曲，但她很喜欢，最喜欢的是一首外公写给年幼的女儿——也就是她母亲的儿歌。“几十年来，他唱给我妈妈听，又唱给我听。”家里人都对音乐不感兴趣，只有何思景爱听外公唱歌。

　　然而，老人在去世前五六年，经常生病，精神也渐渐变差，记不清琴谱，手发抖，弹琴变得不流畅。有时外婆觉得吵，让他别弹，外公也不会很生气，只是小声嘟囔几声表达：“你们都不懂。”后来他不弹了，那些歌曲手稿被尘封起来。

　　不再弹琴，何思景外公的生活变得很简单，慢慢地，他也不再去合唱团，因为乐团里的老朋友逐个去世了。何思景记得，晚年的外公每天早晚都在看电视，下午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睡觉，精神好一点的时候会去街口看人下象棋。

　　2022年5月，老人去世，因为新冠疫情，在外上大学的何思景没能回家。问起外公的遗物和手稿的下落半岛·体育官网，母亲说在遗体火化时一起烧了，二胡、电子琴和那些手稿，全部都烧了，只留下一块手表给何思景。

　　“家人说按照风俗，就是要把东西都烧掉，如果留在家里，逝者的灵魂会不愿意离开，一直飘荡在这里。”在何思景看来，那些手稿都是他人生轨迹的缩影，最后都随烟消散了。

　　后来，何思景能感觉到家人的后悔，“妈妈说应该留下一些”。她母亲换了个角度安慰自己：把父亲最喜欢的东西烧给他，它们能在另外一个世界陪着他，这么想就没有那么难过了。

　　在冯源发布笔记的评论区，有个别网友指责说，是后代把王锐的物品卖掉。“我最害怕的就是误伤到人，我觉得其中肯定有隐情。希望大家能去保护，而不是攻击。”冯源删除了一些评论，她很庆幸没看到更过分的话。

　　网友魏天晴回忆，她的外婆生前是一名医生，去世时留下了一箱遗物，其中有老人一生的心血——好多本手写的药方，却在搬家时被人偷走，不知去向。“物品流落，有很多种可能性，不一定是被卖掉。”魏天晴猜想。

　　她认为，有些物品出现在旧货市场，说明还有变现的价值，能被人看到，而很多没有变现价值的物品，最后一定都默默消失了。

　　冯源用“缘分”概括这次相遇，她说自己不算念旧，但对书和日记除外。她手写并保存了13年的日记，每天不写完日记睡不着觉，想不起的事会随时在日记里查找。

　　“平常在路上和一些人偶遇，我会猜想他要去做什么？看到有人和我一样坐在湖边发呆，我会想他这会儿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一样？”那本出现在废品站的红色封面莎士比亚作品，引起她对一个陌生人的好奇心。

　　家在广州的陈晓霖小时候以为，大部分老人都有写自传的习惯。她的外公出生在1929年，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，学习铁路桥隧专业，毕业之后进入铁路系统，在职40年间，他在湖北、福建、江西三省做铁路桥梁设计工程师。

　　陈晓霖对外公的记忆是他每天“写书”。2004-2008年期间，老人手写了约10万字的回忆录，内容包括他的童年、求学、从业、成家等经历。后来她觉得，外公除了想给后人留下纪念，还是在完成他兄长生前撰写家族史的愿望。

　　那本回忆录将中国近现代史以个体视角呈现在陈晓霖眼前。外公的童年经历战争炮火，青年时期在的混乱局势中几度中断学业，大学毕业后成为国家重工业的一员。

　　“每个人在时代浪潮中有不同的境遇，我虽然完全不认识他们（回忆录里的长辈），但还是有瞥到历史一角的震撼。”陈晓霖说。

　　“普通人的一生也值得被记录”，兼职从事回忆录一年多的青梅，把这句话当作信条，她和网友一样，对王锐老人的故事感慨：“如果不是博主发现，可能也就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了。”

　　2022年年底，由于身边一些老人猝不及防地逝去，做过多年出版编辑的青梅想着，或许可以尝试帮人写回忆录。她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信息，接到一位朋友的委托，开启了第一次，到现在已为近10位老人撰写了回忆录。

　　青梅说，一般是老人的子女晚辈前来请求，老人本人则很少，许多人觉得，自己一生普普通通，按部就班，没有什么好写的。

　　写回忆录前，青梅需要通过当面和电话访谈，与老人多次交流，积累写作素材。有人会向她坦陈苦痛、委屈和失败的经验，有人则倾向于呈现完美的形象。

　　在青梅看来，回忆录在某种意义上是给老人提供情绪价值。“有的老人，在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去讲，也没有人倾听，借这个机会去表达，因为他们知道回忆录最后会被子女看到。”青梅认为，这是人工智能暂时替代不了人类的地方。

　　不过，青梅明白，写出来的回忆录，可能只有老人和青梅自己会逐字逐句地阅读，老人的亲友未必能从头到尾看完。对他们来说，重要的是有东西留下来。

　　冯源说，如果她不想留着日记了，会烧掉，书籍捐赠出去。她喜欢看自然类纪录片，恢弘的场面常常让她想到世界之大，个体之渺小。“我现在能感受、能说话、能记录，就已经很好了。”